法院不敢亂判(法院不敢判無罪怎麼辦)
法院為何不敢做無罪判決
編者按：2005年至2007年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，陳瑞華教授為我的博士後導師。老師的言行讓我受益終生。今天發表的文章最初發表於2015年《鳳凰周刊》，2017年6月30日被天下評論轉載。但時至今日，這篇文章的觀點並沒有過時，對於刑事司法實踐仍然具有啟發意義。回顧舊事，學習新事，轉發。
冤假錯案看似是個別案件的偶然，但本質上是結構性問題，是我國刑事司法病的普遍爆發。如果根源問題不解決，冤案的發生必然會發生。
——北京大學陳瑞華教授
2000年夏天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出版專著——《看得見的正義》，批評中國大陸刑事司法製度的弊端。書名來自一句法律格言：
“正義不僅必須得到伸張，而且必須以看得見的方式伸張。”
那年夏天，昆明警察杜培武走出監獄。他因涉嫌殺害妻子而被判處死刑，緩期執行。服刑期間，真凶浮出水麵，他被無罪釋放，重獲自由。隨著杜培武獲釋，一起駭人聽聞的“警對警刑訊逼供”冤案成為輿論焦點。如何預防和糾正冤假錯案也成為社會熱點話題。
十五年來，繼杜培武案之後，佘祥林案、趙作海案、呼吉勒案等多起冤假錯案不斷被曝光，每一起都引發不少討論。當局還繼續製定相關政策法規、修改法律、發布司法解釋。我希望有所改進。
十五年來，陳瑞華作為資深學者，多次就冤假錯案問題接受媒體采訪或撰寫相關評論。還多次受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檢察院等有關部門邀請提供專家意見。
十五年後，當《鳳凰周刊》記者就此話題提出采訪時，陳瑞華先是出奇的沉默，然後問道：“你覺得這個話題還有什麼可談的嗎？”
多年來，冤假錯案問題，無論是“司法獨立”“權力大於法律”等製度問題，還是“禁止刑訊逼供”“刑訊逼供”等技術問題。非法證據排除”這一問題尚未引起學術界的討論。
“但是問題解決了嗎？”陳瑞華指出，多年來，中國大陸的刑事司法體係、檢察官和法律已經形成了固定流動式的執業模式。如果這一總體格局不改變，解決刑事司法公正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 ”
冤假錯案看似是個別案件的偶然，但本質上是結構性問題，是我國刑事司法病的普遍爆發。如果根源問題不解決，冤案的發生必然會發生。
記者：近年來，中國最高法院等有關部門先後出台了許多司法解釋和相關規定，防止錯誤判決造成冤案。為什麼在實踐中似乎效果不大呢？
陳瑞華：
我先問你一個細節。不知道你注意到了嗎？
一些冤案平反後，有關法院負責人在總結案件時居然說“法院有功”。
因為在法院辦案之前，都是“奉命行事”，但最終法院“救人”，讓涉案人員還活著，直到冤案澄清。你不覺得這個說法很可笑嗎？
法院要想杜絕冤假錯案，就必須有能力說“不”！並敢於宣告無罪。但內地法院可以這樣做嗎？
看看近年來內地法院宣判無罪的人數。無罪釋放率有多高？
十多年前，全國各級法院全年審理刑事案件數十萬起，數千人被無罪釋放。近年來，每年刑事案件數量超過百萬起，但有多少人被無罪釋放？不到九百。如果照這樣發展下去，二十年後中國大陸還會有無罪判決嗎？
相反，如此多的冤假錯案表明，公訴案件隻要進入司法程序，結果就幾成定局了。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大陸法院在公權力麵前已經喪失了基本的糾錯能力，難辭其咎。
警察使用刑訊逼供，檢察院濫用國家公訴權。這在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存在。但如果法院能夠堅持原則、守住底線，還是可以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。這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，但現在幾乎完全喪失了。
記者：中國刑事訴訟法於1996年規定了“無罪推定”原則，強調“禁止刑訊逼供”。並因諸多冤假錯案，如河南趙作海案，在中央政法委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公安部等部門的主持下，另有聯合出台了排除“非法證據”的相關規定。按理說，近年來，法院應該越來越依賴“敢說不”吧？
陳瑞華：
用排除“非法證據”的方法來處理冤假錯案，在實踐中實際上是相當無效的。讓我舉一個例子。 2012年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檢察院組織赴北京某法院觀摩刑事案件開庭審理。庭審中，檢察官當庭出示了8份供述，並排除了其中2份，贏得了現場旁聽人員的陣陣掌聲。
但問題是，另外六份在哪裏？在實踐中，隻需認罪即可給某人定罪。那麼依靠排除非法證據來解決冤假錯案能走多遠呢？
我一直覺得，用非法證據排除來製止刑訊逼供，進而解決冤假錯案問題，其實是非常悲慘的，就像堂吉訶德與風車的戰鬥一樣。各國的法律曆史證明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通過非法證據排除來解決刑訊逼供問題，因為成功率很低。在美國等國家，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成功率不到10%。
記者：那您認為如何解決這個問題？
陳瑞華：
我們需要想辦法從源頭上控製水，就像大禹治水一樣。我們不能等到問題出現才被動地頭痛醫頭，而是需要出台一些措施。